《六逸图》把六个关于名士的故事排在同一卷中：马融卧吹箫、阮孚蜡屐与金貂换酒、边韶腹笥五经、陶潜葛巾滤酒、韩康布衣制药、毕卓盗酒酣醉。它们共同塑造一种不完全服从日常规范的高士形象，但画面现存状态又被故宫描述为古摹本，不能把它直接当作陆曜亲笔的唐代现场。
六逸不是六种装饰
这些人物故事各自有动作和物件：箫、蜡屐、金貂、经书、酒、药。物件让抽象的“逸”变得可见。高士不是脱离社会的空洞隐者，而是通过饮酒、读经、制药、任性言行与世俗秩序保持距离的人。
故事并列后，观者会比较他们的偏离方式。有人以学问为名，有人以酒和身体习惯为名，有人把日常技艺变成不合作的姿态。图像把这些文字记载压缩成几个可识别的动作，从而让道德评价转成观看经验。
古摹本的比例问题
六个故事并非完全同一种“隐逸”。马融的箫、边韶的经书和韩康的药材，都与知识或专业活动相关；阮孚、陶潜、毕卓则更多通过酒、器物和身体状态表现对礼法节奏的偏离。把他们排在同一卷中，画家或编者制造了一个可比较的范围：逸可以是学问的自足，也可以是对日常规范的暂时悬置。我们不能据此断定原始委托目的，但可以看到并列本身具有分类作用。
观看人物时，物件比表情更可靠。箫、屐、酒器和药具能把典故固定在动作上，主仆或人物大小关系则把社会秩序带回画面。高士虽然以脱俗著称，仍需要器物、侍从和居处才能被辨认；隐逸因此不是消失，而是以一种可被观看的姿态与社会保持距离。
故宫说明指出，卷中人物形貌古拙，主仆大小比例及复笔描画仍有早期人物画特点。现代观者容易把比例不合写实理解成技术不足，但在早期人物故事画中，人物大小往往服从身份和叙事重点。主人大、仆从小，既是构图方法，也是社会关系的可视化。
“复笔”则说明线描不是一次性追求光滑，而可能通过反复勾勒强化轮廓。古拙感因此带有材料和传统的双重作用：它可能保存早期画法，也可能是后世摹写者对古意的再现。
古摹本带来的问题是，画面中的早期感究竟来自被保存的旧稿，还是来自摹者主动制造的古拙。两种因素可以同时存在。摹者若过度修饰，人物的动作会失去原有的笨拙和趣味；若只机械复制，材料和时代变化又会让线条产生新的面貌。因此，主仆比例、复笔和人物动作应被视为证据线索，而不是单独的断代结论。
逸士形象如何被后世使用
先按人物故事确认每件物品和动作，再比较六段之间谁更依赖学问、谁更依赖酒或技艺；随后观察人物大小、线描和场景如何配合典故。不要先用现代意义上的反叛者解释所有高士，也不要把画中逸态直接当作历史人物的真实性格。画面保存的是被编排和再现的文化类型。
《六逸图》把人物故事组织成一卷，方便后世把“高士”看作一种可识别的文化类型。文人、收藏家和宫廷观看它时，可能关心的是隐逸理想、奇行趣事或古画风格，意义并不固定。
最稳妥的结论是：现存作品保存了早期人物故事画的叙事机制和若干古拙画法，但陆曜归属与具体摹写年代仍应以进一步鉴定为准。
当作品进入后世收藏，它又获得了新的用途：可以作为古画风格的范本，也可以作为文人自我想象的镜子。传为陆曜的归属使这组形象拥有画史坐标，古摹本身份则提醒我们，真正值得追问的是这些故事和画法如何被一代代重新组织。
资料与图片
图片来源：Wikimedia Commons，页面标注来源为故宫博物院数字名画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