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年 10 月，一部 103 卷、105 册、3200 余万字的《清史》送审稿完成，同年 11 月报送上级部门，至今仍未公开出版。距离 2002 年 8 月中央批准启动这项工程已经过去二十多年，距离设计之初"预计十年完成"的目标也超出了大半。难处不在任何单一环节——把五篇相关论文摊开看，能看到五个维度在彼此牵制。
前车之鉴：民国清史馆栽在"过松"
张妍对《清史稿》失败的分析，落点是一个反直觉的判断：问题出在管得太松。
1914 年北京政府呈请开设清史馆，呈文把清朝的结束写成"宣布共和，与民更始"，把民国的建立写成"追维让德"。一个以革命立国的政权用揖让的口径讲前朝，修史宗旨从第一天起就含糊：以民国为"内"，还是以清室为"内"？而袁世凯设馆主要为网罗前清旧人，对政权本身无关大局，政府因此不重视——他死后馆中经费"骤减十万，其后遽减月至三四千"，1923 年财政部长王克敏干脆取消拨款，理由是"普通机关非军、警、刑可比，不应分润盐余"。更要紧的是人事权：馆长赵尔巽就职后要求政府"对于清史馆之用人及编纂问题均不得干涉"，大总统一一允准，史馆名义上"总裁直隶于大总统"，实际与任何行政机关都无联系，十四年间"消息阒寂、无人闻问"。
收场由此注定：赵尔巽向军阀募款、自己垫付两万余元；1927 年书稿未成便仓促付印，代馆长柯劭忞与袁金铠不合、不阅史稿，稿子交给靠朋友介绍来当校对的遗老金梁"随校随勘"，金梁按己意削删，还私自加入康有为、张勋的传记。1929 年 12 月，南京国民政府以"反革命""藐视先烈""不奉民国正朔"等十九条罪状下令禁售。
链条是连着的：政治意义被低估，经费与监管撤离，史馆高度自主，修史变成馆长与一批遗民的个人事业，书稿立场随人事漂移，政权更替后被整体否定。耐人寻味的是，从头到尾参与成书的只有十四人，其中吴廷燮做了十余年国务院统计局局长，金兆蕃任财政部会计司司长——出仕民国与报效清室可以并存，柯劭忞的说法是"修故史即以恩故国，其职也"。张妍由此得出那句判断：国家对于史馆的控制，过紧或过松都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
体例之争：认领哪个谱系
新《清史》最终采用通纪、典志、传记、史表、图录五部分结合的体例。戴逸的安排是五部分中四个用传统体裁，只有《通纪》用章节体：纪传体包容量大，能"从各个方面反映清代历史内容"；章节体的长处是"表现历史发展的大趋势，揭示历史的规律"。他交代了这个概念的来历——二十六史都用纪传体，章节体从梁启超、章太炎开始才有，20 世纪一百年几乎独用章节体，传统体裁被搁置，只有罗尔纲修《太平天国史》还在用。这等于把"讲清大势"的任务单独切出来装进 8 卷 300 万字的《通纪》，其余部分继续分类记载。
余明侠不买账。他说若改用章节体或综合体，以主编诸君的才识"自可成功撰写另一《清史》名著，但如望步武二十四史，列于正史之林，则难矣"；何况"体例体裁互异，不能相比"，连与《清史稿》较长论短的资格都没有。他主张仍采纪传体而有所创新，文体用"简洁明快之文言文"，因为白话叙述篇幅大增，读者"自难认同此为正史之续"。
体例问题的实质就在这里：它决定的不是排版，而是这部书要认领哪个谱系。接续二十四史，就要接受纪传体的全部包袱；做一部现代学术意义上的断代史，就放弃了"第二十六史"的身份。余明侠自己也点出纪传体的硬伤——"史实割裂，难以窥知一事之首末演变"，比如清初统一全国自顺治始迄乾隆止历经四帝，这种跨朝事件在按帝分卷的结构里天然被切碎。
他更棘手的意见落在具体篇目上。他建议增设《洋务志》《留学生列传》《革命党人列传》《南明载记》《太平天国载记》，却反对为准噶尔立《载记》：房玄龄修《晋书》为刘聪、石勒作《载记》讲南北对立可以，因为当时没有外国侵略势力介入；清代不同，"中国今日之版图实奠基于清代，此不能不慎之者也"。同理，若为据云南反清的吴三桂立《载记》，那么同样在云南建政、历时十六年（1856—1872）的杜文秀怎么办？一部官修断代史里的每个分类名目，都可能触发疆域、民族、政权合法性这些无法只在学术层面解决的问题。
主线与断限：学科切分的代价
戴逸称《通纪》为"全书的总纲"，八卷从 1583 年努尔哈赤起兵写起，经入关、康熙之治、康雍乾盛世、清朝中衰，到 1840 年后的外国侵略与农民战争、自强运动及其失败，终于清末改革与覆亡。这张分段表本身就是立场声明：把 1583 到 1912 当作连续整体，直接对抗长期存在的学科切分。
朱浒引戴逸的总结，把新中国清史研究长期上不了台阶归为三条：经费不足；研究古代史的力量集中在先秦、秦汉、隋唐，到清代"已是强弩之末"，而近代史从鸦片战争算起，鸦片战争以前"也不搞"，清代前期成了"未开垦的处女地"；各方面力量不好协调，人民大学清史所只是学校下属机构，缺乏权威性。第二条正是断代问题的机制：学科建制把清代劈成古代史尾端和近代史开端，两边都不认领前半段，就没有足够积累支撑一部贯通的清史。戴逸本人的轨迹是这个断裂的反证——他早年做党史和近代史，1977 年出版《1689 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标志转向完成，1985 年主持完成两卷本《简明清史》，才第一次对鸦片战争前的清代历史做整体探索。
主线定下，解释框架随之确定。戴逸把 1840 年后中国社会的任务概括为两条：抵抗外国侵略，向侵略者学习。第二条为何困难，他用的证据很具体——造铁路争论整整十年，唐山到胥各庄那十几里运煤铁路起初不敢用蒸汽机，在轨道上用马拉；同文馆招科举出身人才学外语，京城揭帖"多得不得了"，大学士倭仁骂奕訢"用夷变夏"，奕訢奏请让倭仁来管同文馆，倭仁故意从马上摔下推说受伤要休养。他的落点是"历史的惰性"。对康雍乾盛世，他的处理刻意双面：一面用人口证明经济水平超过汉唐——乾隆六年一亿四千多万，道光四亿，而明代以前历史人口记录最高未超过八千万；一面强调"要看到繁荣下面掩盖的阴暗"，仍是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牢不可破的专制主义、闭关自守、文字狱高压。他还主动交代了一处口径问题：中国农业产量占世界的比重，"一种说占 32%……还有一种说法是占全世界的 24%"，究竟哪种准确"我现在也没法判断"。
一线：三千五百人怎么评、怎么改
李治亭的纪实提供的是一线运转记录。传记是五个主体工程之一，30 个项目、22 卷、700 万字，占全书四分之一，写 3500 余人。
选人这一步就足够吃力。清代国史馆自撰人物传、私人所编人物传加上《清史稿》所收"总计数万余人"，要从中筛出 3500 余人，组内专家分工，把十二朝划成 15 个阶段各自选录，历时近一年、八易其稿。难的是被湮没失载的人：工商人物历来不入官修正史，少数民族（满族除外）、宗教、华侨、外籍人士在《清史稿》里多失载；至于身怀绝技的民间艺人，"名不见经传，更是难觅其行迹"，要在方志、笔记乃至杂志里找。规矩也立得极细：《清史传记编写则例》15 项 70 余条；立项委托与招标并行，委托不经评审直接交给著名学者，但第一批只委托了 5 人，其余公开招标，申报人须有教授或研究员职称并组成 3—5 人项目组，经初审、复审、不记名投票、再"决审"；30 个项目组约 110 人，"南自广州，北至呼和浩特"。
审稿才是挑战密度最高的环节。一篇传稿要"四看"：看传文，看 3—5 倍于传文的《资料长编》，看《清史稿》同一人之传做比对，看当代学者编写的《清代人物传稿》比较进展；李治亭说"何止四看"，《清史列传》《碑传集》《八旗通志》里的人物传也要看。2007 年一年开了 12 次评估会，评了 494 篇传稿。质量标准归为史料、人物定位、传文体例、语言文字四条，其中"定位"被拆成家庭出身、入仕途径、官职、是非、主次、盖棺等八层；体例上明确要求记述体，写成论文失体，写成大事编年也失体，按职历一路写下去就成了履历表。
他坦率记下两大问题与两对矛盾。进度上，有的项目立项两三年任务还没完成一半，原因是承担者大多在教学科研第一线、身兼数职；质量上，史料搜集不足、解读有误，定位欠准，语言风格尤其参差——有的用文言，有的用口语，有的文白相间。他给的对照很尖锐：《清史稿》问题不少，但语言做到了一致，"数千个传记，仿佛如一人所写"；新传的语言"还须细细打磨"。矛盾则互相挤压：赶进度就难免粗疏，做深入研究就难免拖期；评估要求修改甚至重写，改旧稿又延误新稿。到 2008 年底完成传稿 1700 余篇、近半项目到期，传记组的应对是攻难点：7 月在大连开清帝传记研讨会，11 月在昆明开明清之际至清初降清人物研讨会——如何表述"降清"这段历史同样是难点。管理上则"从不轻言撤项，亦不随意批评"，有项目经费迟迟不拨付、主持人不断发牢骚，组内专家耐心听取并向有关部门反映；李治亭说，专家们不只是评阅传稿，"这里面还有大量的思想工作要做"。
体制：钱、积累、组织
朱浒把镜头拉远，看这项工程为什么直到 2002 年才落地。动议并不新鲜：1950 年代初董必武就建议修中共党史和清史两部史书，动机之一是当时在台湾的国民党政权也在编修清史，试图以此争夺正统地位；1958 年周恩来委托吴晗拟出百人规模的方案，三年困难时期让它停在纸面；1965 年秋周扬主持会议决定成立七人清史编纂委员会并委托人民大学成立清史研究所，39 岁的戴逸是最年轻的一位，两个月后姚文元批判吴晗的文章发表，工作停顿，人大随后被解散；1979 年一封人民来信寄到邓小平手中，社科院起草的规划草案在成都全国史学规划会议上讨论后没有立项。
几次流产的原因与戴逸总结的三条高度重合：钱、学术积累、组织能力。补齐这三块的是此后二十年的两件事。一是建制化：清史所前身是 1973 年在北师大成立的清史研究小组（郭影秋在人大被解散后设法保全队伍），1978 年人大复校后转为研究所，累计培养博硕各 300 余名，2000 年获批百所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之一。二是学术积累：十卷本《清代全史》用现代章节体，十二卷本《清史编年》用编年体覆盖入关至逊位 268 年，2000 年两家出版社又各推出一套《清通鉴》；朱浒认为这些著作"都注意超越以往清代前期历史和晚清史的割裂状态"，客观上在为纂修一部完整清史做前期准备。
时机判断也被专门论证过。2001 年 4 月戴逸、李文海在《人民日报》发表《一代盛事 旷世巨典》，指出启动过早，历史当事人很多健在，涉及个人利害关系与意见分歧，"猝尔命笔，质量难以保证"；启动过迟，时过境迁，历史记忆淡褪，"亦不易写成真实可信的历史"。结论是"清朝灭亡已九十年，编纂大型清史，此其时矣"。此后推进很快：2002 年 3 月筹备工作领导小组在文化部成立，8 月中央批准文化部关于纂修清史的报告，11 月由文化部牵头、中宣部、财政部、教育部、人事部等 14 个机构组成领导小组，12 月 12 日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成立，戴逸出任主任——他是 1965 年那七人中唯一健在者。这项工程被称为"文化建设中的三峡工程"，产能也确实显著：整理总数超过数亿字的档案与文献丛刊，编译数十部海外学界成果。
几处口径要交代清楚：戴逸 2005 年那篇文章的编者按写"该工程自 2000 年启动"，指的应是前期筹备与动议阶段，官方口径的启动时间是 2002 年 8 月批准、12 月编委会成立；设计规模是 90 余卷、3000 余万字、预计十年完成，2018 年实际形成的送审稿是 103 卷、105 册、3200 余万字。
五重约束怎么咬在一起
| 维度 | 具体表现 | 主要依据 |
|---|---|---|
| 政治定位 | 官修正史的"内/外"归属；国家与史馆控制的松紧；疆域与民族名目的敏感边界 | 张妍；余明侠 |
| 体例文体 | 纪传体还是章节体、综合体；文言还是白话；能否列入正史序列 | 余明侠；戴逸 |
| 主线断限 | 1583—1912 能否作为连续整体；清前期与近代史的学科割裂 | 戴逸；朱浒 |
| 史料写作 | 数万人中选 3500 人；档案浩繁、语种多；语言风格统一；新旧传比对 | 李治亭 |
| 组织体制 | 经费、招标、进度与质量互相挤压；跨机构协调；审稿周期 | 朱浒；李治亭 |
三条没有合拢的线索
第一条是书本身。送审稿 2018 年 11 月报送上级部门，至今未见公开出版。
注：关于送审稿 2023 年后的具体状态，公开可查的信息来自学者个人转述（张泰苏称稿件未通过审查）与境外媒体报导（BBC 引述《华尔街日报》称书稿受全面批评、出版推迟），均为非官方来源，尚无权威说明，请谨慎采信。
第二条是学科。朱浒说，这部《清史》最终完成"一定不是清史研究的终点，而是清史研究再出发的起点"，接下来要做的是更艰巨的"深翻"式研究。工程整理的数亿字档案与文献，已经把那段"未开垦的处女地"变成可耕作的地块，这个变化不会随一部书的出版节奏回退。
第三条是旧史。并行的还有另一条线：点校本"二十四史"和《清史稿》修订工程，《清史稿》修订最晚启动，2023 年与以人民大学黄爱平、朱浒为主的修订组签约。可预见的将来，《清史稿》仍会以修订本的形式继续被使用，而新《清史》何时面世仍是未知数。
张妍那句话可能是最简洁的概括：国家对于史馆的控制，过紧或过松都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民国清史馆栽在过松——经费撤离、无人过问，最终由一位校对实际决定了史稿面貌。今天的工程走到了另一端：14 个机构组成的领导小组、不记名投票的评审委员会、15 项 70 余条的编写则例、层层送审的把关流程。松紧之间的最佳点在哪里，五篇论文没有一篇给出答案，而二十多年的实践还在为这个问题补充材料。
参考论文
- 朱浒：《新修〈清史〉、清史工程与清史研究所》，《北京教育学院学报》2017 年第 6 期。
- 戴逸：《贯穿清史的一条主线——新修〈清史·通纪〉内容要旨》，《社会科学战线》2005 年第 5 期。
- 李治亭：《新修〈清史〉传记撰写工作纪实（2003～2008）》，《社会科学战线》2009 年第 11 期。
- 余明侠：《新修〈清史〉有关体例体裁等问题之管见》，《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 年第 1 期。
- 张妍：《何以"外民国"——〈清史稿〉反动成因探析》，《贵州文史丛刊》2017 年第 4 期。
外部核验来源：戴逸 - 维基百科、中央文史研究馆：戴逸先生逝世、国务院参事室：清史工程、中华文史网：戴逸、中国出版传媒商报：点校本修订工程进展。